（学通社记者姚妤婷）他，组织创立了华中农业大学第一个“饲料分析室”“卫生学实验室”，扩建了“微生物学实验室”。

他，在近五十年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中，培养了陈焕春、金梅林、傅振芳等一大批兽医科学技术人才，为国家猪五号病、六号病的防控做出了巨大贡献。

研习兽医五十载，耕读书田近百年。2018年，在华中农业大学双甲子校庆之际，他也迎来百岁华诞。

他就是华中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动物医学院离休老教师罗伏根。

“罗伏根老师，他一生从事教师工作，不仅在教学育人方面做得好，而且在科学研究方面也有非常突出的成就，他是我们的楷模。”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农业大学教授陈焕春说。

烽火乱世，结缘兽医

1937年，日本悍然发动“七七事变”，整个中国陷入恐慌与动荡之中。当时居住在武汉的罗伏根一家，因日本人的日益逼近而愈发不安。无奈祖母年迈、弟弟幼小，无法举家搬迁。于是，因动乱造成的种种原因，使得正在读高中的罗伏根在父亲的建议下，报考了因日本人的入侵而迁至重庆的上海大公职业学校，只身前往重庆学习土木工程。

1938年，武汉沦陷，战火纷飞。身为铁道工人的父亲被迫停了工作，罗伏根与家人失去联系、断了经济来源，无法继续学习。在香港的叔父得知消息后，给罗伏根发来消息，让他途经昆明、辗转越南河内、赶往香港，以求生计。当罗伏根抵达昆明时，身上的积蓄消耗殆尽，作为一个仅仅念了一年高中、丝毫没有技能的少年，只能在日本人的炮火下彻底沦为“流亡学生”。

“举目无亲啊，一日三餐都成问题，更别提住宿的地方。”谈起那段饥寒交迫的岁月，罗伏根的双眼泛着泪光，“流亡学生数量众多，政府没有精力、更没有能力来救济我们啊。”后来，位于贵州安顺的中华民国陆军军医学校在昆明招生，免费提供四年大学教育，并解决衣食住宿问题。于是在当地的一个图书馆，他每天一个烧饼、一杯水，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学完了高中剩下的全部课程，并成功考取了陆军军医学校，选择了兽医专业。

罗伏根还记得，他拿着入学通知到昆明当地的青年救济会寻求帮助，工作人员得知他要前往贵州安顺上学，不仅给了他21块钱的路费，还多给了2块钱作为餐费，这令罗伏根感激不已。“为了吃饭，为了学习技能，我来到了这所学校，当时对这个专业一点儿也不了解。”罗伏根说。

当时的他，不知道这个纯粹“为了吃饭”的决定改变了他的一生，也成为他终身奋斗的事业的起点。

忠贞信仰，此生不渝

“坚信不移，一直到现在，我都认为共产党的学说是正确的。”事实上，早在念小学的时候，在担任老师、实为地下党的吴里千的影响下，同为铁道工人家庭出身的罗伏根与好友周侠平，已开始学习共产党的党章、党纲，接受共产党的学说和理论，并拥有了自己的思想基础。

罗伏根还记得，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延安共产党抗日大军急需广大青年前去支援。周侠平取得了介绍信，同意和罗伏根一同前往延安，并安排罗伏根进延安继续学习。于是二人相约，从家中逃跑，搭上了一辆开往延安、运输急需物资的火车。虽然当时国共有合作的意愿，但是国民党故意刁难，原本当晚就能出发的火车，最后被扣留了一晚。

“小孩子不要乱跑！”第二天清晨，罗伏根在国民党军人的训话中惊醒，最终被闻讯赶到车站的父亲以拿衣服、给点路费为由哄回了家，并关了起来。年纪稍长更加聪明的周侠平摆脱了抓捕、成功前往陕西延安。罗伏根感慨：“这样，我第一次去参加革命的机会失去了，跟共产党的关系也断了。”

1938年，罗伏根高中肄业、滞留昆明，为生存所烦扰。1939年，罗伏根在贵州安顺开始学习兽医专业。1942年，罗伏根因学习努力、成绩优异而留校担任助教。1944年，罗伏根在南京中央兽医实验所担任技师，主攻家禽养殖。1949年，南京解放，罗伏根拒绝国民党赶赴台湾的邀约，留在大陆，坚守兽医事业。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而报纸上刊载的牲畜瘟疫问题，一直牵动着罗伏根的心。一次偶然的机会，让罗伏根与周侠平在北京再次相遇。经过周侠平的动员解说，罗伏根更加深入地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重新燃起了为新中国建设做贡献的激情，进一步坚定了他为人民服务的信念。罗伏根认为：“我有专业技术，能够为广大的农民服务，当他们需要祛除瘟疫的‘成膏’时，我希望能够将所学、所用全部贡献出来，一点儿也不为自己所保留！”

扎实的理论学习基础、丰富的教学工作经历以及由内而生的责任感，督促罗伏根进一步行动起来，尽己所能，为国家的兽医事业出力。

潜心科研，服务报国

1954年，罗伏根安家华农，开启与华农半个多世纪的“情缘”。

“那时候，两手空空啊！”历经战争的摧残和高等学校院系大调整，学校几乎没有一个完整的科研环境、一件可用的实验器材。在罗伏根的积极倡导下，学校拨款两千元，派他为学校购置一批设备。于是，五十年代以来，罗伏根在学校临时空出的一个小房间里，创建了华农第一个“饲料分析室”和“卫生学实验室”，后来，又扩建了“微生物学实验室”。

七十年代，国内爆发大规模的猪传染性水泡病，各地区出现大面积的生猪死亡。当时国家实行计划经济，必须要保证每人每月半斤猪肉的分配，而“文化大革命”使国家断绝了与国外的联系，防疫技术无法传入，遏止猪传染性水泡病继续扩大的任务就落到了罗伏根等一大批兽医工作者身上。

很快，罗伏根赶到了湖北省疫情最严重的宜昌。当他看到病猪因为水泡糜烂、无法正常行走，以至于靠人们用拖、拽、扛的方式搬运上船时，他非常震惊。但他马上静下心来，亲自带人调剂药品，对养殖场进行清洗消毒，防止毒液漫延、扩大疫情。期间，他还提出了利用“病毒蛋白质颗粒”制造疫苗的设想并付诸实施，获得农业部及同行专家重视和好评。

1981年，罗伏根领导和组织了武汉市奶牛白血病普查工作小组，并于1984年查明了武汉市奶牛白血病污染的点和面。此外，他还监测到奶牛白血病最适合的检疫时期、查明了黄牛亦有白血病的存在，为国家预防牛白血病做出了贡献。

“课堂上，罗伏根老师幽默风趣，授课活泼精彩。但在实验室里，罗老师要求非常严格，学生们必须做到鸦雀无声，决不允许嬉戏吵闹，他经常强调科学研究需要严谨慎重。”陈焕春谈起罗伏根当年的工作情况，赞扬罗伏根的科研态度。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我是华农最平凡的老师，”从1954年进入华农，到1987年离休，从事了三十多年党的教育事业，先后培养了上千名兽医科学技术人才，“我这一辈子，当老师，没有任何成就。但是最成功的，就是有一群优秀的学生。”罗伏根言及此，发出了爽朗的笑声。

陈焕春是罗伏根最得意的弟子之一。“现在，陈焕春很有成就，非常不错。”思及往事，罗伏根的脸上满是欣慰。实验室里，罗伏根对陈焕春悉心指导、严格要求，手把手教他进行微生物学的实验操作；课堂外，罗伏根亲自审定陈焕春给学生讲授的《兽医微生物学》教案，并多次深入陈焕春的课堂，认真听取、指导教学过程；课余时间，罗伏根辗转委托熟人，安排陈焕春参加卫生部在武汉举办的为期半年的人感染性疾病流行病学培训班……陈焕春回忆起自己教学和科研生涯的启蒙阶段，细数与罗伏根老师相处的点滴，感慨道：“罗伏根老师的言传身教，使我终身受益。”

“金梅林也是我比较喜爱的学生。”当年，金梅林北京大学生物学毕业，作为刚入职的新人，外界对她不了解，因此工作开展不顺畅。罗伏根向当时的学院书记赵声炳了解情况，并提出将金梅林安排到自己所在的科室。接下来，罗伏根排除了某些偏见和干扰，大胆指导金梅林承担教学与科研工作，“金梅林，聪明、学习基础好，所以，在微生物教学工作中，非常得力，减轻我很多负担。”罗伏根不经意间竖起了大拇指，这样称赞金梅林。

世界知名狂犬病研究专家、华中农业大学77级专业校友傅振芳至今记得，1979年，诺贝尔奖获得者David Baltimore教授来武汉做讲座，惜才的罗伏根将手中唯一的入场券交给了当时只有大学二年级的傅振芳。那次讲座，开阔了傅振芳的眼界，也坚定了他关注狂犬病的决心，为他日后的科研铺路。

“在我看来，教师是最困难的职业之一，教师的首要任务是培养人，前提是得培养好自己。教师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学生都看在眼里，教师需要学生的监督。”罗伏根掰着手指、细数每一位优秀的学生，“实际上，他们有如今的成就，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几十门课、几十位老师，共同培养的结果，也是他们自己求上进的结果。我老了，把责任推给他们了，希望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继续发挥作用，青出于蓝胜于蓝。”

陈焕春认为，罗伏根老师对教师队伍的成长和发展，给予了最大的关怀，而他如今能有所成就，离不开老一辈的帮助。“当时在罗老师的积极倡导下，老一辈教师把教学任务承担下来，让我学习外语，支持我出国留学。现在，我应该无条件地做好本职工作，感恩我的老师及先辈们。”

1987年，罗伏根离休，热爱摄影的他参观了各地的农业高校。“但是，华农的校园环境是最漂亮的，我们华农的老院长校址选得好啊！”他感慨道，“学校就要迎来一百二十周年校庆了，希望学校日后能培养更优质的师资队伍，学生们也要珍惜教学资源，并热爱自己的专业。”

春日里，老人面容安详，一手持着放大镜，一手翻阅影集，回望匆匆岁月。百岁人生，半世兽医人，顺其自然是他的生活态度，严谨务实成为他的职业追求。谈起自己的长寿秘诀，他认为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和饮食习惯至关重要，从来不吃保健品，通过水果、蔬菜、肉食补充身体所需要的元素。

华农薪火盛燃，罗伏根老人的“情”与“神”在一代代华农人身上传递……